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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欧亚两大病夫国何以先后新生

(2019-06-10 07:50:22)
标签:

孙中山

凯末尔

国父

对比

历史

分类: 2019年新作精选(中日)

  近代欧亚两大病夫国何以先后新生 

 

熟悉历史的朋友大都知道,晚清中国有个蜚声海外的蔑称:东亚病夫           

蔑称怎么出笼的呢我们今天看以清末为时代背景的《霍元甲》《精武门》等武打片,经常能听到这个刺耳称号。随着这个称号出现的,必有挑战中国武师的日本武士。所以,中国观众大都以为“东亚病夫”这个称号是日本给予的。其实不然,此号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日本,而应归属英国

近代欧亚两大病夫国何以先后新生

1896年10月17日,中国上海租界,有一份报纸登载了一篇文章,引起世人极大关注。那张报纸名叫《字西林报》,是英国人创办,报纸的意译名称应为:《北华日报》。在这张报纸的这篇文章中,首度出现了“东亚病夫”一词,文章作者对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:

“夫中国——东方病夫也,其麻木不仁久矣。然病根之深,自中日交战后,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中国是东亚的一个病夫国家,由来已久。但让我们真正认清他们的病情,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。也就是说,中日甲午战争之前,西方对清国的病情认识还不到家,而日本这一战,让清国破了相,也让西方彻底认清了这是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

“东亚病夫”之名遂由此而得。

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,没有记录。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,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?《北华日报》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?追本溯源,发现写作动机是一场战争后的一个联想:受亚洲甲午战争影响,联想到“欧洲病夫”

英国人在以“病夫”评价中国之前,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,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。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身影,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。但到了近代,此国却迅速没落,小小荷兰都敢骑在它头上作威作福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,不是身体问题,而出在整个国家政治陈腐、体制落后。而1896年10月17日,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,东方大清帝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蹶不振,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,所以个“欧洲病夫”,一个“东亚病夫”就这样被排列组合了

显然,“欧洲病夫”奥斯曼土耳其患病时间比“东亚病夫”大清国更久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这两大病夫成为欧亚大陆的两块巨大疥癣,被世界嘲笑鄙夷。

然而,20世纪的第十个年头过后,他们奋发图强,国运转机,得以新生。各种历史原因不一而足。但一个主要共因,是两国都出现了开天辟地的“国父”。近代20世纪初叶,两国各出现了一位非常志士,率领新精英集团,推翻了旧政权,建立了共和国。成为尊奉的国父。他们就是:

1912年建立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,1923年创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。这两大国父,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?谁的历史功绩更大呢?我们不妨做个比照。

我们都知道,现代中国每逢孙中山祭日,无论什么团体什么党派,各界纷纷隆重纪念孙中山。公认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与不朽,为中华民族复兴找到来时的路。而横跨欧亚大陆、在众多穆斯林国家中脱颖而出的土耳其,当代也无论什么党派,都声称是“凯末尔的衣钵者”

毋庸置疑,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,他与老迈的奥斯曼帝国的那些政教合一的“大君”苏丹有着本质不同。凯末尔以政教分离令祖国新生,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:共和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平民主义、国家主义、世俗主义。正如伟大的孙中山高举“民权、民生、民族”的三民主义,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样,他们与世界潮流的大方向始终一致、相得益彰。 

那么,要比较孙中山和凯末尔这两个国父级人物,就得分出相同点和差异点。

上海大学王三义教授曾就此写过专门阐述,我大致小结归纳,相同点有五:

1、两人都是“共和国缔造者”。2、都为铲除“帝制”或推翻旧秩序做出了贡献。3、都有思想和治国纲领。4、两人为操劳宏大事业而损害了健康,孙中山活了59岁(1866-1925),凯末尔活了57岁(1881-1938)。5、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有人格魅力,对两人的崇敬都产生了道德力量。

那么不同点是什么?

最大的不同,是凯末尔完全成功了,孙中山未能完全成功。

孙中山首举反清、反封建的旗帜,多次发动武装起义,组织革命的政党,领导了辛亥革命;他创建了中华民国,推翻了专制,颁布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。但是,就在民主武装开启北伐、统一全国的行动之前,他猝然长逝,留给历史的是一片叹息。

而凯末尔则不然,他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,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。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:在西亚北非地区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,使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民主制的样板,也是从帝制到共和制成功转型的特例。

土耳其现代史中,对凯末尔的丰功伟绩一般概括为这样八个方面:

1、成功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,赢得了国家独立;

2、创建(缔造)了土耳其共和国;

3、废除了素丹制度,废除了哈里发制度,为民主制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;

4、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,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系;

5、发展了民族经济;

6、教育改革,文字改革,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,培养了大批人才;

7、通过社会习俗改革,破除了迷信,提倡了科学;采用姓氏,改革服饰和其他传统象征物,禁止一夫多妻制,提倡男女同校,给妇女以选举权,实现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;

8、维护民族尊严和土耳其国家主权。

值得格外留意的是,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,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,从制度变革入手,成功地改造了土耳其社会。实现了一个“取代”,两个“分离”。

一个“取代”,就是大家熟知的“用共和制取代了素丹制”。两个“分离”,一是指迅速实现“政教分离”。“政教分离”即政治领域打破宗教势力的干预,实现世俗化,教科书里都有,不需多说。但还有另一个“分离”,这就是逐步实现“军政分离”。

当时,战争在先,治国理政在后。从意土战争、巴尔干战争、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战争,一连串的战事锻炼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。因此,刚建国时,政治精英大都是军人。比如,大国民议会的议员、部长、省长、大使,有不少是由军事将领担任,整个国家由军人操纵。

如何摆脱军人操控政治,凯末尔和他的同僚们费了心思。凯末尔以身作则,脱下军装,从事专职政治工作或外交事务,。并从1924年起,规定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;军人必须离开立法机构;军权限在军营,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;实现军人领袖的文职化。

这两个分离都很重要,没有这两个分离,政权能否稳定都难说,何谈后来的其他改革。

成败无疑是孙中山与凯末尔的重大差异点。而除了上述归纳,还有个人角色的不同,也是导致这种成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那就是,二人均可谓伟大的政治家,但孙中山同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,而凯末尔不是,他是旧军队中的新军人,是“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”。凯末尔同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。而孙中山不是。但孙中山的任务却比凯末尔更艰巨。

奥斯曼帝国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,首先是自己垮了,不需要凯末尔用革命手段去推翻。在一战中这个帝国选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,决定了失败的结局。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世界大战造成的,不是被革命者推翻的。帝国的覆亡并非旧政权塌垮,而是被占领。根据条约,英国、法国、希腊、意大利等国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。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,是从协约国军队手中收复失地,不是直接推翻奥斯曼政府,夺取国家政权。

而孙中山却要面对的是一个垂而不死的老大清帝国,没有外来战争。要在1100多万平方公里(包括外蒙古)的土地上建立共和国。他不是军人,没有军队;不在体制之内,没有社会地位;面对一盘散沙的社会,抓不到改天换地的权柄。

历史不容假设,但我们可以当事后诸葛亮,姑且在纸上推演:把孙中山放在土耳其,他也会成功;把凯末尔放在中国,他们照样不成功。凯末尔若在中国,最大可能像袁世凯那样,甚至还达不到袁世凯那样的地位,能成就段祺瑞那样的“功业”就不错了。

当然,从国土来看,中国是幸运的,土耳其是不幸的。土耳其共和制虽然取代了帝制,但由一个庞大的帝国变成了一个中小型共和国。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,国土面积最大时跨欧亚非三洲(近600万平方公里),而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,是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体,只有78万平方公里。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,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王朝全部领土,仍是一个大型共和国。

对孙中山和凯末尔,总体看法——

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是不计名利,不计较个人得失,坦坦荡荡的领袖人物。凯末尔属于得志成功的人物,孙中山是不得志的人物,但其影响力并不比得志成功者差。后来人评价他们,或带着情感或出于特殊目的,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。而今天的我们,应该还这等开创历史的伟大人杰以公道。你无法做到他们那般大勇与大志,正确的态度不是以小人之心诋毁,而应该更加佩服敬重他们才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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