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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梁得志只百日,上书控不傻却较天真

(2019-05-27 07:17:49)
标签:

上书

公车上书

李白杜甫

康粱

历史

分类: 2019年新作精选(中日)

康梁得志只百日,上书控不傻却较天真


熟悉历史的朋友大概对“上书”二字都不陌生,那可是中国古代读书人除科举外最热衷的上进手段。许多历史名人,早期都是通过上书的方式,一举实现自己甚至国家命运改变。

康梁得志只百日,上书控不傻却较天真

就拿唐代诗圣杜甫、诗仙李白来说,他们都是科举落榜生,但为什么却捞上了一官半职、直至陪王伴驾呢?无他,就是靠上书,获皇帝青睐,科外开恩,得以任用的。

当然,既然是剑走偏锋,它的风险也不小。上书可以成功也可失败,可以救命也可以送命。尤其保守王朝,上书掉脑袋的风险非常大。

就如极端保守的大清朝,对上书这条“旁门左道”就管控很严。清廷一入主中原即发布“卧碑令”,明令读书人不许随意谈论政治,更不许随意上书。违者有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。

鲜活的例子层出不穷。譬如清乾隆年间,有个叫王肇基的读书人,是个科举落榜生,上书“言志”,主要靠拍。大意为,歌颂当朝是“尧舜之世”、当朝皇帝乾隆是“尧舜之君”,向乾隆表一腔忠心。但乾隆看过奏折后,却给上书人下了如是评语:“此等匪徒无知妄作,不安本分,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”。说这个上书人不安分守己,为了“俾愚众知所炯戒”,警告天下单相思的文人不要乱说乱动,随即宣判王肇基死刑:“立毙杖下”。

拍马蹄子的如此,摸老虎屁股的就更危险了。康熙年间,著名书评人金圣叹率众哭庙上书,控诉地方政府不仁,结果被定谋反,以叛逆罪斩首。可见,上书也有性命之虞。

尽管如此,上书的文人在清朝只是相对减少,并未断流。为什么?

主要两个原因。一是“科举心态”,求豢养。古代才子热衷于上书的背后,首先是“一考定终身”的科举制作祟,是官出上级的人事制度。想进官场,除了科举,就是上书、取悦上级。古代读书人没有独立经济地位,实现锦衣玉食的唯一手段就是走仕途、当官,所以科举就是人生奋斗独木桥。科举不成,就通过上书疯狂补考,万一捡漏,也算是偏得。

第二,相对保险。尽管上书若逆龙鳞也有性命之虞,但其风险跟动刀枪比起来,还是差多了。还因为上书的本意,还是“为了老爷好”。

所以,前赴后继,上书连续。就连那揭开近代中国巨变之序幕,竟也是由上书开启。

 那就是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,也称“康梁上书”。

为什么这场变法以康梁两人命名呢?因为康梁这二人是主笔和领队。那么,二位到底干了什么呢?

简单交代。1894年,清日开战,是为甲午战争,次年大清战败。世所共知,甲午之战是中国旧官僚与日本新士人的碰撞,结果对晚清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来说,无疑是祸。因为邻居打掉了他们的底裤,令其露出丑陋的原型。而对国内忧国忧民、看不到出头之日的民间精英们来说,却未必不是福。

外力加剧,国将不国,乱世之中,该是救国救民的真精英出世良机!

历史的演进也正是如此。甲午清廷惨败后,虽然旧士人张之洞辜鸿铭们还缠着“中体西用裹脚布不放,但士林中的先进分子还是解开桎梏,开始了制度文化层面的反思,探问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。一个又一个小男孩喊出声来,告诉人们皇帝什么也没穿。

诸如严复,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英国留学的中国同学,率先扒下了中体西用底裤,说那只是盗西法之虚声,而沿中土之实弊他跳出了军事层面,直面大清的顽疾,是人与学问问题。大清国只是穿新鞋走老路,没有培养出任何新人才。没有军事基础,如何赢得战争?所谓军事基础,并非仅仅是武器,更重要的是,学问二字。

严复醒了,但他只是说说写写而己,只能算半个新人。而比严复敢想且敢做的,是下面这批人。1895年四月,就在《马关条约》缔结一个月后,大清国的京城科场,出现了救国的一批精英。这个群体有一千三百多人,领头的叫康有为,还有其高徒梁启超。他们都是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,所谓举人,就是已经通过了科举一关乡试的考生,取得当官初级资质,但还未完成入仕全部考试的读书人。属于士林中间分子。

康梁通过推广西学新学,带动了一大批新人。形成了三点共识:

  其一,专注军事技术的大清洋务新政,不足以达到自强目标。将洋务新政视作无关中国大计的皮毛之举。其二,政制和人才是富强之本。其三,必须走以西学改造中学的道路。

新学初兴的1888年,翘楚康有为刚满30岁,可谓血气方刚。少时自命不凡的他四次乡试均数落榜。30来岁还只是个秀才,36才通过省考乡试中举。之后,又卡在国考会试上踟蹰不前。此间大清江河日下,外患加剧。目睹此状的康有为便把国家命运和自己命运联到一起。自18881897,康有为先后五次上书朝廷,要求“推进变法”。但前几次没送到光绪皇帝手中,没有任何反响。 

康有为不气馁。他生命不息,上书不止。用现在的话说,已经成为“上书控”。1895年11月他在北京创办强学会,爱徒梁启超等纷纷加入,强学会成为联合中国改良力量的政治团体。三年后即1898年,已有了众多门生的举人康有为再赴北京参加会试,此时各省举子云集北京,大约有五千人之多,都是前来参加国考会试的青年才俊,康和爱徒梁活跃在他们中间,鼓动了其中一千多忧患之士,联合上书,变法图强。上书提出四项要求:1、下诏鼓天下之气;2、迁都定天下之本;3、练兵强天下之辜:4、变法成天下之治。

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,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。日本的突起让这些人率先清醒:政治文明才是一个国家新生的第一要素。

这就是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,“公车”原指古代官府接送征召者的官署,后泛指举人进京应试。即可以享受公家派车的知识分子。“公车上书”,即天下举子集体上书。因为动静较大,迎合了意在变法的光绪皇帝,这一次上书几经辗转后,终于成功,被皇帝接受!

1898611日,光绪帝“诏定国是”,决定变法。据说,此诏主要参考了康有为文章,甚至为康有为代拟。据考证,戊戌数月间,可以确认为康有为手撰的奏折,便有七十四篇。这表明了康有为是戊戌维新变法最直接的推手, “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与灵魂”。

“公车上书”宣告近代中国一代精英问世,他们就是立志改良中国的“维新变法派”。当然这次上书也改变了康有为的命运,成就了这位维新领袖,使之名满全国。这次康有为也终于敲开了仕途最后一道门、通过会试中了进士,正式进入官场。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,赏六品衔,任“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”,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。爱徒梁启超负责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。

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,中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,比如严复,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。为什么公车上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?康有为事后总结到:思开风气,开知识,非合群不可。”即精英们要想成大事,非团结起来不可。

康有为说得固然不差,但他高兴得太早。殊不知,自两宋后,赵家皇室崇文抑武,中国士人丧失尚武精神与动武能力后,上书效果即由不得上书人自主,而最终只能听“天”由命。当上书成为读书人表达才华与士林表达异见的唯一方式,注定读书人充其量只能跪着造反。清末的这次上书这不例外。上书人康梁只得意了百日,即遭戊戌政变,康党在老佛爷的屠刀下一败涂地、毫无还手之力。康梁随后再也没能成为中国变革的政治主力。

公车上书的最终结局,再次强化了成人世界之历史血训:如果你相信仅靠舞文弄墨即可改变国家命运,如果你相信苦口婆心就可令杀人不眨眼的慈禧们真的立地成佛。虽然不傻,却较天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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