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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辜负了历史祸自两祖皇帝二化士大夫

(2019-03-21 07:52:5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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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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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

分类: 2018新作精选(帝局)
          本人新作《大明帝局》之大结局
  明朝辜负了历史祸自两祖皇帝二化士大夫

通读明史可知,作为赶走蒙元、复兴华夏的一代新朝,大明肩负着民族复兴伟大使命。但是这个王朝却深深辜负了历史,最终将中国大好河山又一次拱手送给了北方边陲游牧部落军。其不堪比亡于此部落的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作为大明王朝奠基人的二祖皇帝,无疑种下了失败的种子。
明朝辜负了历史祸自两祖皇帝二化士大夫
明朝的不堪,早在洪武永乐两朝就已埋下伏笔。
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朝统治了中国31年,这31年间,大明帝国相继爆发了八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大风暴。而明成祖朱棣的永乐朝治理了中国22年,他之所以取年号为“永乐”,是想表达让天下人永远快乐之意。可在这个被史学家评价为“姿行诛戮”暴君肆虐下,那22年间,杀血亲、诛十族、屠宫女、灭狂士,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快乐?
可以说,在西方世界进入将权力关入笼中的启蒙宪政时代,而东方帝国的开国祖,却以丑陋人性及倒退政制,僵化奴化中国士人,将其关入无形铁笼。
我们知道朱元璋父子以暴力起家,身上流淌的是流氓血液,那里没有一丝文化与高贵基因,于是带给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是一次次文化浩劫。他们读书甚少,自己不是文化人,在文化人前面,他们的自卑感和征服欲超强。掌权前期,他们尚能尊重和重用士人,因为那时候,他们需要士人帮他打天下、收揽民心。但取得权力后,骨子里的东西显露出来,为维护自己独裁统治、更出于自卑征服双重心态,开始残酷镇压、给文化人立规矩。
我们知道,就明代政治制度的构成而言,并无多少原创内容,由于开国者文化水平极低,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,所以在建制上基本上是抄袭前朝——承袭元制。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。蒙古帝国的制度,是活脱脱奴隶制,金制则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混合。而另一边,华夏民族的政治精华,以唐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开明封建政治制度,到南宋灭亡,即陷于中断。
所以,换个角度可以说,自元朝始,中国就进入了政治制度倒退的中古近代,包括所谓“恢复中华”的明朝,施行的都是蒙元的那一套半奴隶半封建制。
其中,对士人最具影响的,就是家臣制回潮。
查考历史可知,本来元之前的宋人已有“天下为公”的政治自觉,南宋时期,一位宋臣曾如是告诉宋高宗:“天下者,中国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下。”天下非君主私有,而为天下人共有。
而到了元明清,统治者则将他们征服的土地、人口与财富都当成家族私产。 宋人相信,皇帝和士人应该分享国家权力,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:“君虽得以令臣,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;臣虽所以共君, 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”。君臣之间,“各有职业,不可相侵”。而元明清时,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主奴关系代替,臣成了君之奴仆,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。在主奴关系下,君对于臣, 当然也是生杀予夺,想廷杖就廷杖,就如惩罚自己的牲畜。
作为复兴华夏的一代王朝开创者,朱元璋本当辞旧迎新,但因为文化水平及政治视野所限,却抱残守缺,他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臣制等落后政体。 更要命的是,人言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,去精华取糟粕。元制中好的一面,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,比如具有近代进步意义的对外开放与宽纵统治,竟成为这位太祖皇帝总结的“失败教训”。得天下后的朱元璋说,“胡元以宽而失,朕收平中国,非猛不可。”他当上皇帝后,果然刚猛苛严。尤其对士大夫,断粮、断头、侮辱刑轮番上阵,动辄死罪,想怎么整就怎么整。明初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,比蒙元都要严厉得多。乃至很多元朝遗士,不禁怀念起蒙古铁骑的统治,这对于一个标榜华夏复兴的王朝,是多大讽刺!而朱元璋四子朱棣建立的永乐王朝,看似繁荣,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邻国为向中国朝贡争先恐后。但本质上却是赔本赚吆喝。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进一步倒退,新生帝国未老先衰、死水一潭。
归结明朝政治制度之败,主要败在四点:
一是皇权独大,二是皇位低质量继承,三是宦官弄权,四是士大夫僵化奴化。而这个格局都是两个祖皇帝把持的洪武永乐两朝奠定的。
追溯隋唐政治制度,如果有人说中国士大夫向来就是皇帝的奴仆的话,那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整段历史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,中书省、门下省与尚书省分别掌管拟旨,审核与执行的权力,与皇权相互制衡,可谓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制度。明朝以前,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,贾谊和汉文帝谈话,不觉膝之前席,可见不但三公,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。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,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。
隋唐以前丞相作为政府首脑,有庞大的理事机构,可以封驳圣意,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,所以出现了诸如霍光、曹操、司马氏一类的权相,杰出的政治强人,在君主不堪时,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,执掌国家。
而到了宋代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,士大夫与皇帝对话,不许坐,只能站着。而元明清时代,进一步倒退。元朝肢解三省仅剩中书省,明朝做得更绝,裁撤中书省,废除丞相制度。这两个举措,利于朱家人统治、即便是无赖也能稳固权力,但对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,却都是败笔。没了士人权力空间的明朝,显然比元朝更加没落。
明代的士大夫与皇帝对话,不但不许坐,站着都不行,得跪着说话了。从坐到站到跪,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,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。本来,士大夫从汉唐共存共治,到两宋由合伙人降作店小二,已经江河日下了,而到了明代又猛然一跌,跌作卖身的奴隶,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,当然后来的清则更惨,公开争做奴才,士人地位掉入谷底。
政治地位的下降,必连经济基础的削弱。明朝士大夫既不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,又没有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经济基础,所以“求皇家豢养”几成生存唯一路径。士人拼读指定教材,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心曲,揣摩迎合,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、是非为是非、喜怒为喜怒,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,建立自己的基业。一有不是,便丧家破身,挨鞭子、棍子是日常享受,充军、做苦工是从轻发落,不但尊严谈不上,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。其中虽然偶有被宠用的酷吏特务类士人看似风光,可那像胡惟庸一样,不过是狗仗人势。在朱元璋心目中,甚至口头上,只把这些人当恶狗,养着咬人。皇帝越威风,士大夫越下贱,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受压制,皇帝就越尊贵。君臣关系嬗变主奴。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,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,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。
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杀士局,令中国士大夫的人格乃至整个族群的人种都发生了变化。
我们知道,自古以来,隐逸是中国士人的自由,并且得到朝廷的鼓励和褒扬,但明代士人连这个自由也没有。朱元璋制定法律不准士人隐居,朱棣则是一心把天下文人都刻于一个模子。大明律法云:“‘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’,成说其来远矣。寰中士夫不为君用,是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,不为之过。”
不为君用者,杀且没其家;为君用者,不解君意,动辄得咎,结果多数还是被杀。真是无可奈何,无所适从。古代“刑不上大夫”,洪武永乐二祖时代,刑不仅上大夫,而且大夫常被侮辱,有的当朝被打死,被打屁股,被批颊,被抽筋剥皮。还有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,即判刑戴着脚镣还坐公堂上审案处理别的罪犯,或被打了大棍后仍回原衙门上班。士人最讲究自尊自重,但被朱氏父子侮辱到这种地步,还有什么自尊呢! 于是,二祖之后,士人们每日胆战心惊,惶恐不安,谁也不敢乱说,更不要说写出优秀的诗文了。
有着几千年士大夫传统: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。到了此时,已蜕变为:唯上是天命,奉旨写谀文。
常言道,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。明代文人面对皇帝谄谀实际上是自轻自贱,士人并不觉得自己高贵,甚至连解缙这样的狂士才子,也因拍马屁拍到马蹄上而英年绝命,大明芸芸众士,还会产生什么精神贵族,及其可以传世的高质文化产品!
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认为,“洪武、永乐之间”为“世道升降之会”,也就是说,二祖时代,是世道人心发生大面积崩塌和扭曲的时代。也就是说,朱元璋朱棣所作所为,甚至劣化了中国人种。
对比古代史,这绝非夸大其辞。
提及中国人,我们知道,自古以来有个更荣耀的称谓:华夏人。“华夏”这两个字做何解?成于东汉、中国最早的大字典《说文解字》如是说:华,荣也。夏,中国之人也。所谓“华夏”的正解应该是:荣耀的中国人。后来,华夏族成为中国汉民族的前称。可见,中国华夏人,自诞生以来,带着与生俱来的一份荣耀。这份荣耀,与祖先的年龄和人口的数量关系不大,而主要是与民族品质息息相关。
为什么今天人们提及华夏民族,无论中外,都盛赞先秦呢?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,品质可爱。知耻的义士、殉道的武士、持剑的文人、不屈的贵族、阳刚的君主……比比皆是。随后的汉唐,虽然儒教三纲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,但好在此时中国尚存政治开明空间,文化争鸣与阳刚雄风尚在,兵家还受推崇,铁血士大夫携儒家五常五品“仁义礼智信”,走在尊王攘夷的正统大道。
但是到了大明王朝,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发生大变。伟岸士人少见,太监宫女人格盛行。华夏文明中有两个独特的“发明”,在明朝被发扬光大。但包括近邻日本在内的全世界是不学的,什么发明?那就是阉割与缠足。
这世界就雌雄两种人,朱明皇室,一是让男人“去势”,二是让女人“去步”,一个令其繁殖不能,另一个使其行动不便,从而组成了最令统治者放心的“准人类”族群。
纵观明朝士人。在野的,忠君不渝,只求货卖帝王家,不以探究真理、造福国家民族为崇高目的,仅以维护帝制皇权运行方略为生计前途。出于对皇权安全化的迎合,他们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精神阉割,这种太监化的文化行为深刻持久地存在,致使他们与西方同代独立知识分子拉开了巨大差距。纵然他们有怎样的美德业绩与立言,都不可能超出忠君报国的封建价值体系。
在野的,即便偶有反抗者,也乌有开明。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、张献忠,其政治素养不及隋唐十八路反王,其政治诉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钟相杨幺,钟相杨幺尚能喊出“等贵贱均贫富”这样彪炳史册的口号,而李自成、张献忠却只能喊出粗鄙口号“吃他娘、喝他娘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,重复的是强盗逻辑。他们反抗统治者的目的,就是为了自己成为统治者,他们从来都不是为新世界而战,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信仰,也无政治制度更新之想象力,不过是“权力的击鼓传花游戏”。如此,即便他们坐稳了皇位,百姓还是摆脱不了受奴役的命运,甚至要面临着一个更糟糕的强盗世界。整个民族陷入内耗、退化的深渊而在劫难逃。
提及近代中国耻辱,人皆以为源自1840年晚清中英战争,其实,当你发现这个房子撑不住了,首先不是居住者的问题,而是建筑者的问题。 清朝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代,这是毋庸置疑的,但别忘了,明承元制,清承明制。我如此深刻批判明朝,并非是为清朝洗白,而恰恰是想探究,中国为什么一步步跌入了失败的近代深渊,就近代史的排序,明在清之前,且是主体民族建立的王朝,如果明搞好了,中国就可能不会有清,直接进入民国,那将是中华民族多大之幸!但可惜,历史不容假设。于是追究近代中国耻辱源,就要上溯八百年,揭开近代中国之发端。
说来说去,我以为近代中国之劣化,朱元璋父子难辞其咎。后来清兵入关,中国近代百年耻辱,都与朱元璋废相,朱棣束阁,制造士人劫难息息相关。可以说,中国与西方拉开距离,始作俑者就是把皇权推上顶峰的朱元璋父子。他们通过两盘很大的棋,把士人搞成小草、蚂蚁,阿猫阿狗,如此他们再也无法造次。他们的皇权更集中了,但华夏文明和全体中国人却失去了活力,集体向后转。这是士大夫的劫难,更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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